大量的调查和观察标明，现在的藏族人在认知、感情和行动上普遍对藏语有强烈的内在认同倾向和归属意识，甚至把朵卫康各自的方言人看作比其他藏语人群更亲近的群体，在婚姻、择业等方面具有更明确或肯定的群体信赖感和母语优选意识。

然而，就受教育程度、居住类型和就学从业经历等不同，藏族人本身对现阶段藏语重要性的认识，却有明显的差异。主要是不少农牧民和一批接受学校教育包括藏文教育的人，面对社会语用问题的种种弊端，片面地认为这个时代已经进入强势语言占据“上流社会地位”的时代，藏语和其他弱势语言已经没有或者逐步萎缩生存和发展空间，势必会被时代和社会淘汰，进而把藏语人群看作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甚至有家报社把汉文版的记者看作上等人，把藏文版的编辑和记者自称为“三等人”。有些人也不好意思在其他民族面前使用藏语交谈或打电话，也不太愿意把对母语的认同和情感付诸行动。

与此相比，僧侣阶层、大中专学生、已经走出母语社区的在外青年（尤其那些在国外、青藏高原以外工作的），以及大多数普通汉语学校和内地班学习毕业的人，面向母语的语言态度则相对积极。一部分人甚至把母语文作为本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民族文化的一种标识和独特资源，把同自己的身份观念相联系，同传承本民族优秀文化和社会文明相联系，明确看待语言作为一种群体的象征和话语系统的功能，为我们的母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承继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社会基础。

或许，这个现象在后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一本民族语言学的专著写道：“语言态度不是一朝一夕而是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深藏于语言人的心理底层，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语言信念，并且常常以十分微妙的方式影响着语言人对有关语言变体及其代表的社会文化特点乃至于对操这种语言变体的社会群体的认识，影响着语言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在双语或多语社区更是如此。如果说这种影响在正常的语言生活中不甚明显或不太强烈的话，那么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本族语的使用受到人为因素的限制，本族语言人的语言权利受到限制或被剥夺，本族语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的时候，该群体语言人的语言态度就会以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又比如当一个人生活在本族语言社区的时候，对本族语的感情表现得并不一定十分明显，或者不一定以自觉的方式表现出来，当他长期脱离了本民族的语言群体和语言环境的时候，对本民族语言的深厚感情和语言忠诚常常会以自觉的形式表现出来。”（王新远，《中国民族语言学理论与实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对于现阶段的藏人，这种差异是个危险的信号！

研究表明，人类已经进入多元文化时代，语言的多样性同样收到全世界的关注和重视，集权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之类旧有意识形态下的单语主义正在向后现代的多语主义转变，全球化带来完全同化的担忧在理论上逐步推翻，注重个性的网络时代江给多种语言和本土文化的长久生存和发展提供更多、更丰富的的土壤。已经觉醒的人们，需要勇敢地面对上述差异带来的危机和危险信号，让我们古老伟大智慧的民族永葆语言和文化的青春！